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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隐蔽战线上的温柔背影
来源:区保密局网站 日期:2017-12-27

追忆隐蔽战线上的温柔背影

 

  • 止弋

 

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是一份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在党的地下交通线上,闪现过许多女性的身影。她们伪装成各种身份,面对暗藏的危险与突如其来的变故,用温柔与智慧一次次化险为夷甚至转危为机,始终保持党的“血脉”畅通,她们的青春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本刊探寻其中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追忆隐蔽战线上那些逝去的温柔背影。

 

黄慕兰:在革命的洪流中行进

2017年2月7,110岁的黄慕兰魂归故里,这一消息迅速被媒体扩散开来。但在此前,人们对这位新中国成立前活跃在白区大城市里的地下交通员并不熟悉。

1907年,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户书香门第,也是开明之家,父亲曾是谭嗣同的幕友,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12岁那年,她被父母送入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与夫人都是进步教育家,立志培养一代独立女国民,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都曾在此就读。

虽然求学生活只有半年,但黄慕兰深受“女子当自尊、自重、自立、自育”思想的影响,心中播下了追求解放的种子。

正是这颗种子,促使她冲破封建婚姻的窠臼,走上了革命之路。1926年,年仅19岁的她只身来到武汉,参加了宋庆玲、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黄慕兰不但长相出众,而且有文化、有魄力、活动能力强,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

工作中,黄慕兰结识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宛希俨,两人于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登报成婚。不久国共决裂,夫妇二人转战江西开始了地下工作,黄慕兰担任江西省委秘书兼机要交通员,从此开启“潜伏”生涯。

当时,黄慕兰的任务之一是抄写中央文件。她用毛笔蘸着米汤水,写在线装书页的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字迹就显现出来。而米汤水不能太浓,毛笔也不能太粗,否则就会在正面渗出痕迹,黄慕兰很快就掌握了要诀。她还经常灵活地决定文件写在哪里,如果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她就会把文件抄在《圣经》里。此外,她还学会了用暗号去旅馆接头、在码头等待交通船等。

1928年,宛希俨与黄慕兰分别,前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不幸被捕就义。来不及悲伤的黄慕兰接到组织命令,前往上海党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任中央机要交通员。启程之前,她强忍着巨大悲痛,把孩子交给宛希俨家人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黄慕兰遇到了中央委员贺昌。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两人的感情也日益加深,后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

1931年,贺昌申请前往苏区工作,黄慕兰再次夫妻离别。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把出生不久的孩子托付给另一对革命伴侣抚养。

当时,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因黄慕兰突出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党组织委任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负责与潘汉年单线联系,营救被捕的同志。

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当时他化名李世珍,身份并未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几乎所有地下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按照组织要求,她隐瞒了与贺昌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的身份公开露面,接近上海租界的进步律师陈志皋,并告诉对方,要救的人是自己的姑表兄。陈志皋出身世家,家族广有人脉,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是位响当当的人物。在陈志皋的帮助下,黄慕兰拜访了陈其寿,并获得其赏识,后来更是将她收为干女儿。在党组织有计划的营救以及陈氏父子的帮助和疏通下,关向应在关押了近半年后终于被释放。

1935年,苏区传来噩耗,贺昌在游击战中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后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悲剧在黄慕兰的生活中再一次上演:与前后两位丈夫的生离成为死别,襁褓中的孩子均不能亲自抚育。

在营救关向应的过程中,陈志皋对黄慕兰展开了彬彬有礼又锲而不舍的追求。最终,二人结为伉俪,黄慕兰凭借慈善家、律师夫人等特殊身份,继续参与“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等重要行动。期间,她两次遭遇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黄慕兰的一生可谓充满波折。晚年时,她曾对友人说:“列宁说坐过敌人的牢是革命战士意志锻炼的学校。我坐过两次国民党的牢,没有泄密投降,至今仍感到自豪。”

 

周惠年: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

1911年,周惠年出生在河南信阳的一个小村镇。起初,父母尚能供她读书,但父亲过世后家道中落,她不得不辍学回家。

1926年,北伐军打到信阳,在当地办起一所免费补习学校。周惠年不仅再次得到上学的机会,还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等思想,加入了共青团,一边上学一边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

1927年,信阳党、团组织均遭遇严重破坏,周惠年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她几番辗转到达武汉,又在组织的指示下回到信阳,准备“潢川暴动”。

可就在暴动开始之前,组织决定不让女同志参加,加之周惠年年龄太小,就提出将她疏散回家。周惠年坚决反对,于是组织便安排她在县委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等。为了方便工作,她经常把头发藏在帽子里装作男孩子,与另一名女同志掩护完成任务,每次都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不久暴动以失败告终,周惠年被捕,幸亏被当地颇有声望的地下党员以乡绅身份相救,才获得保释。

而此时,上海的中央机关正处在血雨腥风之中。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上海的交通线上需要1名女交通员,经反复考虑,组织选定了周惠年,她因此成为“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她与河南交通员小刘假扮夫妻,负责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员。组织上给周惠年每天的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仅够买一副大饼油条,以至于入冬了,她还只能靠几件单衣御寒,但周惠年从未抱怨过。

不久,她又被调到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4个科,周惠年归属行动科,具体任务是看守机关,保存武器,为队员运送枪支弹药,传递命令与情报。

“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进公园兜几个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方。”周惠年曾回忆说。

进入特科后,周惠年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谭忠余,也是行动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婚后,他们的家就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周惠年常常扮成家庭主妇,其他同志则装扮成亲友、佣人等。

向忠发叛变后,谭忠余和周惠年离开上海,前往襄枣宜根据地,谭忠余任红二十六师政委,周惠年则在妇女工作委员会,动员民众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无奈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剿下,红二十六师损失惨重,原本公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转入了地下。

之后,组织派谭忠余去苏联学习,周惠年由于刚生下孩子不足半月,没有随行。在苏联学习了1年多后,谭忠余得知红军长征已到达陕甘宁边区,遂前往延安。但途中有一天在井边喝水时,不小心露出了腰间的枪,被民团扣押,最终因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

周惠年经历过3次婚姻,3任丈夫均为国捐躯,她本人也数次入狱,几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回到党的怀抱。在她的身上,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周恩来曾两次在重要场合表扬过周惠年,高度评价她在白区的地下工作以及为革命做出的默默奉献。新中国成立后,周惠年被调入中央编译局,1997年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

 

陈修良:潜伏在铁桶般的南京

提起陈修良,老革命都知道她的大名。新中国成立前,她长期潜伏在南京这个被蒋介石称为“铁桶一样的城市”,组织地下党获取情报、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为解放南京立下了赫赫战功。

1907年, 陈修良出生于宁波,少年时期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受《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走向了革命。在任弼时的推荐下,陈修良曾担任向警予的秘书,并在其推荐下入党,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解放战争悄然拉开帷幕。1946年,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市委书记,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大城市的女市委书记。

当时,南京国民党军政人员多达11万,在册的警察人数也近万,开展地下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在陈修良之前,国民党已经杀害了8位中共南京市主要领导,但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她并没有退缩。

1946年,陈修良设立了南京情报系统,后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地下策反系统,两个绝密系统都由她单独联络,及时向中央报告。

一天,陈修良来到市委委员方休家。刚一见面,方休就小声告诉她,妻弟刚从重庆来南京办事,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并示意谈话要小心一点。当得知其妻弟是国民党特务电台机要人员时,一个大胆的设想在陈修良脑中形成了。

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悄悄告诉她,妻弟出差了,留下一个手提包,里面有一本军事密码本。陈修良兴奋极了,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让妻子把提包拎出来,陈修良一看,正是党中央亟需的国民党军事密码!她果断拿着密码本回去找人争分夺秒地抄写,之后又急匆匆地还了回来。就在密码本“完璧归赵”的同时,她又派情报人员把密码送往上海。后来证明,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了嘉奖令。

1947年后,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为了减少军民伤亡以及保护城市的需要,党中央把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上。陈修良和地下情报人员积极争取国民党轰炸机第八大队飞行员愈渤、国民党最先进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等人,并抢在敌人动手前营救了大批被关押的政治犯。与此同时,陈修良还在市委铺开了组织群众维护治安、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等工作。

1949年,南京解放,陈修良结束了虎穴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她曾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等职务,1998年因病去世。

摘自《保密工作》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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